1947年，國共內戰正熾，我的故鄉─山東菏澤，國共相互殺戮尤為慘烈，父親時任鄉村小學的校長，受到波及被就地槍決。

年少逃難時曾遭國軍燙傷

1948年，我13歲時，母親怕我再遭共產黨殺害，遂淚送我到村外，讓我逃命江南，臨別再三叮嚀：「要跟著國軍走，軍帽上有個太陽的就是國軍，軍帽上有個星星的是共產黨的軍隊，千萬不要跟錯了…。」我含著殺父之仇，在既恨共產黨，又怕共產黨的心態下，一個13歲的孤兒，含淚逃向茫然無知的人生路。

1948年農曆8月6日，我從故鄉山東菏澤起跑，1949年5月間，我追隨著大撤退的國軍，爬越安徽馬金嶺，通過浙江楓嶺關，進入福建紮營後，由於解放軍的追擊，國軍的兵士在慌亂中，燙傷了我的雙腿，在既餓且累，又無醫療的情況下，雙腿腫得像冬瓜，因發炎而引起身體發燒，蒼蠅在我腿上築了巢，蛆蟲盤踞在我的雙腿上，且不停地蠕動著，再加上腳底板血泡的疼痛，顯已達寸步難行的地步，在這逃奔的路上，顯已走近了死亡，我又再度想到自殺，因為太痛苦了。

國軍快奔在前，共軍緊追在後，我像個跛足的老婦，已落在共軍之後，我只有跟隨著共軍走，才能找到國軍撤退的去向。

共軍曾對我伸出援手

記得在福建省一個名叫九牧村的附近，突然聽到我背後有人叫喊：「小朋友，你腿上爬滿了蛆蟲，雙腿腫得很嚴重，來來來，我來救救你吧！」我回頭一看，是個頭戴紅星軍帽，身背紅十字包的共軍衛生人員，一定是個既可恨又可怕的共產黨。我當時害怕得想馬上逃跑，不相信他會救我，但腳腿的疼痛，令我無力馬上逃離。見他打開紅十字包，取出兩個救急包，並拉著我到附近山壁，靠近正在流動的泉水處，先將我腿上的蛆蟲沖洗乾淨，敷了黃色藥水，雙腿各包紮一個厚厚的救急包之後，即匆匆趕路離去。當時我在質疑，怎麼共產黨裡還有這樣的好人呢？

在完成包紮之後，我本想向他說聲謝謝，但我是在逃避共產黨追殺的路上，向共產黨徒說聲謝謝，在我心理上總覺怪怪的，難以啟齒。

經這次包紮醫療之後，嚴重的燙傷雖無法立即痊癒，但已減緩了傷口惡化，避免了蛆蟲誕生，也解除了寸步難行之苦，我已可以在逃亡的路上慢慢前進了。

國軍的戰士將我燙傷，共軍戰士幫我療傷，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人，為什麼好好的日子不過，定要趕盡殺絕？，當時在我幼小的心靈裡，認為中國的大人們真是笨啊！

由於在逃亡路上的燙傷，如今，在我的雙腿上留下了黑一塊、紫一塊的疤痕，如同菏澤散文女作家黃愛菊的一篇《家是什麼》專訪中所說的：「高秉涵站起來，挽起了褲腿，兩條瘦長的腿上，青一塊，紫一塊，黑一塊，白一塊，一塊接一塊，一片又一片，沒有一片是好地方。它們如同陳年日久的印章，有些疤痕的顏色黑白分明，有些疤痕的顏色淺淡模糊，它們如同往昔發黃時間深處蒙塵的往事，隱藏在時間背後的悠悠印記……。」

的確，這片片疤痕，的確隱藏著無盡的蒙塵往事，也隱藏著悠悠的難忘印記，每當我回首憶往時，眼眶裡依舊淚光閃閃，內心總覺酸楚陣陣，因為我在孤兒逃命的路上，受盡了人生苦難，嘗盡了世間折磨。但在殘酷的人生路上，仍蘊含著人性之美，所以我才奇蹟似的活下來了。

來台後吃盡苦頭保住雙腿

1949年10月21日，由廈門隨軍登船抵達台灣，即流落台北街頭，與野狗爭食於垃圾場，嗣後應徵為台北火車站童工，即借機以車站員工身分前往鐵路局醫院，就診曾遭蛆蟲築巢未癒的雙腿，經詳加診斷後，院方認為已有嚴重感染現象，必須實施截肢手術，奈何因我是車站臨時童工，必須家長簽字同意，始能實施截肢手術，而醫生認為我既是車站臨時童工，又是一個沒有家長簽字手術的孤兒，縱然為救童工生命而實施截肢，則雙腿截肢之後，台北火車站與童工的臨時僱傭關係即告解除，而這個無家可依的孤兒，又將如何活下去？醫院方經再三考量後，遂決定針對雙腿感染加強醫療。謝謝醫生們的苦心與憐憫愛心，謝謝上蒼，竟讓我的雙腿免於截肢，而很快的恢復正常健行了。

如今，回憶起我這個童年孤兒，在八千里路雲和月的逃難路上，幸有這雙爬滿蛆蟲的兩腿，忍著蛆蟲啃咬的苦痛和勞累，載著我的軀體，到了台灣，每次看到自己疤痕累累的雙腿，都令我熱淚盈眶，感嘆萬千，我除了敬向爬滿蛆蟲的雙腿表達萬分的叩謝之外，真不知再說些什麼。

國共內戰，在我雙腿上留下疤痕累累的印記，在片片印記的深處，卻隱藏著有血有淚的蒙塵往事。不堪回首，淚灑來時路。

現在，這雙多災多難，險遭截肢的兩腿，仍在默默地陪著我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作者係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