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釣島被竊奪的119周年，更是刻骨銘心的甲午國殤120周年。

釣島之失，是日本利用1894年甲午之戰勝利在望，才於1895年1月通過內閣非公開的秘密決議，偷偷拿走的一個戰利品，然後再在同一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作為台澎的附屬島嶼而正式確認。所以，要研究釣島問題就繞不開甲午國殤，要談甲午國殤也必然要涉及釣島被竊。

那麼，我們從這兩個國恥中學到什麼樣的歷史教訓？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條：一是腐敗頹廢固然要挨打，二是落後文弱更要挨打。

先從釣運講起。釣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運動；「奇」在一座千百萬年來一直孤懸於中國東海之上、方圓不過6.3平方公里的八個無人貧瘠的小島群，居然在1970年代初牽動海內外成千上萬炎黃子孫的愛國熱情，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餘波蕩漾，雖然時冷時熱，但於今尤烈，竟然從民間的學運、社運，上升為中日國家間的對抗，成為當今東亞和國際上的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大國博弈熱點。

「特」在於它的春雷式的爆炸性、突發性；在於它時間的持久性和空間的「蝴蝶效應」，在於它自發的民間性；在於它的先鋒軍台港海外留學生的「知識人」性；在於它的歷史場景是在台、港、美國和世界各地；在於它牽一髮而動全身，在國史、東亞史和世界史的各個層面，引發了連鎖的後續反應，無所底止。

這樣一場奇特的群眾運動，當然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發的；其成因必然是複雜的，其內涵必然是豐富的、多層面的，只有從廣闊的歷史視野方能直窺底蘊。

釣運興於1970年代，這時新中國通過反美、反蘇，顛覆了冷戰以來的二元國際秩序，代之以中、美、蘇三元的國際新秩序；新中國體面地進入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中美關係解凍，拉開了兩岸、東亞和世界大和解時代的序幕。

釣運的直接起因，一般都傾向於資源論，認為日本之所以勾結美國，垂涎釣島據為己有，是由於釣島海域的豐富油氣礦藏。但事實上，早在1885年，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0年，日本就盯上釣島了，當時並未發現什麼油氣礦藏。

所以，充其量這只是個導火線，其深層的原因是明治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的海洋擴張政策；竊奪釣島，不過是日本犯台、併吞琉球等一系列侵略行徑的延續，早有預謀，絕非一時之興。

蓋日本蕞爾島國，地狹貧瘠，得天獨薄，從而衍生了擴張侵略的民族性。早在16世紀末葉，被奉為大和民族英雄的豐臣秀吉(1537-1598)就不但要向西征服朝鮮和中國，還要向南征服南洋各地，建立一個雄踞東亞的海洋大帝國，取中華大帝國而代之。

但是，只要中華帝國一天雄踞東亞，日本的野心就一天無法得逞。然而，風雲際會，19世紀中葉的東亞，正向著有利於日本擴張政策的方向轉變；晚清就像中國歷朝一樣，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循環，由盛轉衰，內憂外患不斷侵削帝國的機體。

這時的中國正像宋朝一樣同時面臨三重危機：王朝的危機、國家的危機和文明的危機。所不同者，那時的文明危機是河洛漢人的農業文明，面臨胡人遊牧文明的挑戰；胡人飄如疾風的鐵騎強弓擊敗了漢人的刀矛步兵。而清朝的中國，則是幽燕胡漢融合的中華文明，面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戰，其強度、廣度，深度，遠非昔日可比；尤堪注意者，曾令漢人敬畏的胡人鐵騎強弓，面對歐美的堅船利炮，也不堪一擊。

抑有進者，東亞大國博弈的遊戲規則，不再是儒家王道的朝貢秩序，而是西方商業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霸道秩序，其標誌性特徵是優勝劣敗的「種族優越論」和「叢林法則」的強盜邏輯。

天變了，道變了，然而世代孤處於東亞大陸的中華臥龍，此時卻似醒非醒，沒有深切認識到世變之大之深，國運之危之急。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仍然一心改朝換代，為亂而亂，天命似有實無。他的對手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對於新的世道，雖然略有所知，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比洪秀全高明不了多少。

據說文武雙全、為官清廉的胡林翼有一天在安慶江畔，猛然看見兩艘西洋新式鐵甲軍艦，鼓輪逆流，乘風破浪，飛速疾馳，將中國木製船舶遠遠拋在後面，簡直差了好幾個檔次。目睹此情此景，胡變色不語，回營途中忽大口嘔血，幾乎墜馬。此後每當有人與胡談起洋人洋務，他總是搖手閉目，神情黯然歎稱：「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也就是說，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部深奧的天書，不但他讀不懂，他這一代人也讀不懂。

不只是胡的同輩人，再可上溯至道咸一代的龔自珍、魏源，以及下延至光緒朝的嚴復、康梁，甚至革命黨人孫中山，對這部天書恐怕也似懂非懂。

反觀這時的日本，由於島國的屬性，他們的才智之士卻讀懂了這部天書，走島霸英國的道路。其代表人物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脫亞入歐論》，警示日人西風日漸，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曉示日本今後只有順勢應變，與「西方文明之海共浮沉，興衰與共」。他大聲呼籲日本朝野上下，唯西洋近代文明是尚，並進而要脫出儒道文明軌跡，進入西洋文明軌跡，開創日本主導的皇道新秩序。

這就是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之所以將它在中國和東亞的侵略戰爭美化為「解放戰爭」、稱中日甲午戰爭為「日清戰爭」，死不認罪的根本原因。因為它把自己裝扮成幫助漢人擺脫滿洲外族統治的解放者；美化為幫助東亞各國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剝削統治的救世主。所以，這不是侵略行為，而是解放義舉。

福澤諭吉進而大膽預言：如果中國的有識志士，不能像日本推行明治維新一樣，銳意圖新改革，則中國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中國近代的歷史軌跡果然被福澤渝吉不幸而言中，此後國難日深，苦難日重。「正德、厚德」載物的古訓，已經無法抗拒堅船利炮，更載不動深重的國難、人民的苦難了。中華農業文明在近代已經走到了盡頭，天變了，道焉能不變？

於是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被迫苦苦尋求打開救國濟民、振興中華真理大門的鑰匙。尋尋覓覓，五四時期正處於「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絕境時，卻忽然「柳暗花明」，發現馬克思手裡握有這把鑰匙。

這時的共產黨人，通過馬克思，終於讀懂了西洋文明的天書。李大釗開其端，揭示了「庶民」的歷史偉力，找到了開啟歷史真理大門的鑰匙；毛澤東承其緒，開創了震古鑠今的「人民之學」；鄧小平收其尾，譜寫了登斯民於安樂之鄉的「富民之論」。於是一部取代儒家帝王之學的人民之學──現代「經世之學」，橫空出世，燦然完備！

中國在世界的東方昂然崛起！從此摘掉了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在歐美人心目中「落後」的帽子。

現在日益勢衰的西風被迫從東亞的半島，退到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島霸時代早已隨著英國的沒落而走進歷史，日本島國也必將步其後塵，是可預卜。在此世運下，安倍政府上演的所謂購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奪島演習等鬧劇，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覆滅前的迴光返照而已。未來的日本，只能在三極的夾縫中討生活，這就是島國的宿命。

有鑒於此，為今之計，莫若「上兵伐謀、文攻武備」，實行「激」、「逼」、「壓」的三字訣。文攻方面，發動大規模文宣攻勢，向國內外宣傳我們海洋的核心利益，並對日本行「激」字訣，激發日人的反戰和平意識，對國人則激發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熱情。武備方面，對美行「逼」字訣，逼迫美國主動退出東亞，退出西太平洋；對日行「壓」字訣，壓迫日本縮回四島，還其蕞爾島國的侏儒原形。

然而，如果沒有強大的政軍經文的綜合國力，強大的海權，三字訣勢必流為空談！

所以我們不妨效法「還我新疆」的左宗棠，「新載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而「新造艦船萬千艘，引得東風度釣關」，而「還我海疆」！

果如此，則甲午國殤之恥何愁不雪，釣島之失何愁不復，萬里海疆何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