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推動成立了「中華金門筆會」，邀集了金門和台灣跨縣市藝文朋友參加。有人懷疑這社團沒必要成立，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公益社團幹什麼？不如專注於自己的文學創作。我總不厭其煩地告訴對方，目前主要的景境是金門的文化當局及一般民眾，仍然較重視史學而輕忽了文學。譬如歷年文化局多次委外主辦「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和「金門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而沒有辦過一次「金門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例證之一。

直到晚近，由成功大學中文系借調到金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陳益源教授才關心到這問題，有了召開「邊界文學與文化研討會」之議。之前那委由金門本土作家書寫、稻田出版社出版的三套共30冊「金門學叢刊」裡，研究文學的書居然連一冊也沒有，全部是史學研究方面的書。可見，文與史的比例，在金門文化藍圖裡失去平衡，所以我想矯正這種缺失，把金門文學從金門史學領域區隔出來。

推動金門文學復興運動

我曾經喊出「文學復興運動」口號，假如我這文學是指純文學，或許並不得宜，因為嚴格說來，古代的純文學恐怕是指民間俗文學，文人一般的言志抒情及相互酬唱，其實泰半也是功名、社會性的應酬。但我們或許不妨做寬鬆地看待，也就是把這總體的詩文表現當作是文學的。而自古金門科舉文風鼎盛，文學表現也不凡吧。而且，蔡復一被劃歸「竟陵派」，入了明史，儘管他被歸列「竟陵派」並非以其文學論文學。此外，盧若騰不也在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書裡，和沈光文並列為早期台灣文學的先驅者之一？這可都是我們金門籍有頭有臉的進士、文學人。我提出文學復興運動主要用意是想策勵我們作家，也提醒金門文化主政者更重視文學這一區塊。這是有關金門文學的社會性議題。

金門現代文學成為邊緣、邊陲，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就不提金門文學。其實這也沒什麼，三、四十年前詹宏志不就說，台灣文學會被中國文壇視為邊緣，我們要自求多福。其實金門文學既沒那麼好，但也沒那麼差。如楊樹清的報導文學迭獲兩大報文學獎，吳鈞堯、林媽肴和我也在幾個台灣文學獎有所斬獲，被各大專院校或列為教材，或作學位論文研究的對象。廈門大學台灣文學所朱雙一教授的《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台北揚智版也把我列為專章討論。但整體來說，金門作家的表現不如馬華作家搶眼，是不爭的事實。

另一個原因是金門文學的論述不足。所以我在三年前就陸續論述了金門現代作家共20位，主編且自費出版了一套三冊的《金門現代文學作家選 詩‧小說‧散文》。但只靠我一個人的力量當然不夠，我期待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的論述。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一部地域文學史，可見金門文學的疏漏和貧乏。前幾年我在前縣長主持的縣政顧問會議上，提出金門現代文學外譯計畫，也不見文化當局有正面的回應。

作家的雙翼是文體與思想

之前有中興大學台文系所把我20多年前的小說〈夢外的人〉和〈四個故事〉列入後殖民文本教材，我回頭思考了一下自己的小說身分及書寫。我認為作家的雙翼是文體與思想。龔鵬程就是以文體的演變來寫中國文學史的。我最近在實驗以詩和邏輯看似逆反的高密度質感的散文文體，來栓合情與思，希望能夠成功。

話說回來，假如有一天死心了，我也許就不再推動「金門文學復興」，轉而要推動我個人的文學復興了。這也許才是更聰明的戰術。馬華文學作家群各自專心創作，洛夫早期也搞文學運動、打筆戰、編刊物等等，但中晚年不也專注自己的創作嗎？

約十年前我看了法國理論家加洛蒂(RogerGaraudy，1913-2012)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他提出「現實主義」一詞，最引人側目的是他把卡夫卡列為現實主義作家的一員。他認為卡夫卡小說描繪了資本主義裡的精神異化。加洛蒂曾是法國共產黨，他以西方人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卡夫卡，我從這得到的心得是：人可以從現實獲取無限的力量。而這裡面有兩大因子：人和現實，從而有了第三因子：人和現實的結合。我的意思是，卡夫卡一般被視為現代主義作家，這時他偏向於「先驗」、「人」、「主體」，或被當作存在主義的先驅者之一，這時他偏向於「後驗」、「現實」。我想加洛蒂或許就是從這先後二者的矛盾、弔詭中得到靈感的。

為什麼現實不能涵蓋更廣泛呢？我之前對自己的現代主義難免心有疑慮，心虛自己是不是取消了現實？但現在我明白，或許自己看小、看窄了現實。我現在甚至把虛幻也包涵在真實裡面，成為一體。這就是加洛蒂給我的靈感、啟示和勇氣，我現在可以安心於自己既是一個現代主義，又是現實主義的作家了。總之，凡是關注、涉及現實界的文本都可以包括在現實主義範疇內。

作家寫的是內在的意象，而非外在的現象。沒有純現實界的寫實，作家創造出的現實是另一種更深沉的現實與寫實。

前幾年我提出「金門文學復興運動」口號，其思辯過程其實是這樣子的：金門文學曾經興旺過、如今式微了，所以需要復興。第二種思考是：不對嘛！金門文學自古以來，從沒有興旺過，何來復興？

第一種思考的依據，首先是想到蔡復一，去年金門作家、中山大學蔡振念教授校注了「遯菴詩集」，詩是最接近純文學的，蔡復一存詩兩千餘首，量多質精，是明朝後期重要詩人之一，「竟陵派」兩位主角鍾惺、譚元春都師友於蔡復一，錢謙益和朱彝尊都以蔡復一景從鍾、譚二人，根據蔡振念考據，情況洽好逆反，鍾、譚二人是以蔡復一為師從的，如譚元春的〈詙樂知縣蔡先生傳〉就明白地說：「蔡敬夫(蔡復一的字)，吾師事之。」只是蔡復一官宦事功高，功名蓋過文名，所以議者說明史不以文論人記載了蔡復一，未必的論。

其次我想到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提到三位祖籍金門的文人作家：盧若騰、蔡廷蘭、鄭用錫，並把他們列為「傳統舊文學的傳播和移植」的先驅。就憑他們這幾人，誇稱金門確屬文風興盛之鄉，並不為過。假如這樣，提倡「金門文學復興運動」口號便也得宜了。假如金門文學景境偏向第二種思考：金門文學自古以來，從沒有興旺過，何來復興？那我們可改稱「金門文學振興運動」，這也是期許金門文學在我們這一代達到一個高峰。

「風格即人格」無法憾動

話說回來，文學主要的依賴是什麼？這種「仰賴」最終是很神秘的，我倒要強調一個乍看起來很無稽，或很冬烘的看法，我認為一個作家的根本是在作人，這就是所謂的「風格即人格」，法國思想家浦豐提出的看法。後來有珍妮佛羅賓森(Jenefer M. Robinson)、布斯(Wayne C. Booth)等人陸續提出對「風格即人格」說法的質疑和修正，認為這「人格」不僅止於現實界的作者，還可能是作者故意隱含起來的作者。但依我看來，「風格即人格」是無法憾動的，隱含人格還是真實人格，隱含作者還是真實作者隱晦的那方面。我為什麼有這種領悟呢？那是親身的體驗與觀察，我看到某些文友早期文風清麗，晚期文風越來越混亂而渾濁，感慨萬千。人格或沁潤或腐蝕，是騙不了人的。若不從人格自我培養、薰陶，文章終竟是沒有指望的。

其次，我認為文學創作者要有一個最重要的特質，那就是要對文學懷著感恩的心。宗教、哲學、科學等都能震動人的部分生命，可是文學卻能震動人的全部生命氣息。這大概就是英國作家勞倫斯(D. H. Lawrence,1885-1930)所說：「讓我們向小說學習吧，在小說中，人物只能是活生生的。」不過，勞倫斯是以「小說」代替文學一詞。

我對金門文學這區域或文學本身終究是樂觀的。美國奧斯卡最佳影片《幸福綠皮書》有兩句話深深打動我，黑人音樂家唐·薛利博士對他的白人司機說：「訴諸暴力絕對贏不了，唯有保持尊嚴，尊嚴才能戰勝一切。」還有，三重奏的低音提琴手轉述唐·薛利博士為什麼選擇到南方巡迴演奏？他說：「因為光有才能還不行，還要有勇氣，勇氣才能改變人心。」不錯，文學就是我們的尊嚴和勇氣。

流離動盪是金門的主體性

金門文學的總體性在哪裡呢？這要從金門的歷史講起。試問金門人的歷史之心是什麼？金門歷史以及衍生而出的文學，其背後那個源頭、創生的力量何在，又如何運作？或者說，金門歷史衍生出來的精神主體性是什麼？她自我型塑出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及精神樣貌？

我個人給的答案是：「流離動盪」；或者說是「動盪不安」。

動盪、離散、不安、不確定性、游移等，成為金門人集體潛意識跟遺民心靈的隱衷，和一再重新型塑的身分及族群認同機制。而且不僅止於此，它可能是金門人現代化進程轉化下的一種精神圖騰，藉著這種內在的精神隱衷、情狀，它凝聚、增加了綼體的向心力，加強了血緣關係，使整個族群社會起了一種運作和互相區隔作用、類似猶太人的末世天啟概念。這就是一種具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總體性，且秉具著創化的辯證性力量。

(作者係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