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二二八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爭的是：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0天後沒有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還持續在爭。

  二二八，共產黨曾說是它領導的人民起義，國民黨也說是共產黨搞的暴動叛亂，台獨則不好說，說是共產黨，那為何不支持統一？說不是，謝雪紅又是最著名的策動者，乃就胡扯一番。不過也有皇民說真相，說台共在日據時代被壓制得很厲害，沒什麼力量，怎會主導二二八？二二八是我們皇民的起義。

二二八與中共沒關係

真相是，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一點關係也沒有，謝雪紅是台共，與中共當時沒有組織關係。

而且，謝雪紅逃到香港後說：「當時在群眾運動中，事起倉卒，發展得迅猛，誰也沒料想過。我們身不由己，只恐落後於群眾運動。一旦捲入之後，便像投入海浪中跟著翻騰了。尤其是，當時混入二二八起義的人群中，帶頭起哄、聚眾鬧事、打打搶搶的，後來據善良的老百姓報告，多數是日治時代的地痞流氓、光復後的無業遊民。殺害外省籍的公務員、打劫外省籍的同胞主要是這兩類人。還有第三類人是戰時參加日軍的復員軍人，他們會指揮，又會用槍械。這三類人合起來，在廣大善良的群眾中卻變成先鋒和主力。我們根本管不到啊！」

這是金堯如所記載的謝談話。問題是這真相早在25年前就揭露了，卻一直被隱埋，怕說出來會顛覆台獨皇民所偽造的假相，所以台灣的人都裝著沒聽到。

金堯如當年是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後來當了香港《文匯報》社長。1993年5月，他在香港《新聞天地》月刊發表〈我所知道的二二八事件真相〉，香港《明報》也刊登了類似文章。

金文指出：「奉命去建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一些負責幹部所得到的指示，其中明確的原則包括團結台灣同胞，不講共產主義，宣傳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不批評國民黨陳儀政府，施政若有利於台灣同胞改善生活、提高教育的，可適當讚揚之。…對中國大陸形勢的方針是，宣傳國內和平和建設富強的中國，希望國共雙方不打內戰，以和為貴。台灣工委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建立。這些都表明中共本無所謂起義計畫。」

金親來台了解事情經過

金堯如1947年3月2日抵達台北，住在他的遠房親戚朱瑞祥家裡。朱是陳儀長官公署的副官長（在陳儀機要鄭士鎔的回憶中，提及他與朱瑞祥陪陳儀視察台灣西部，孫運璿也在場。見圖）。朱說台灣暴動是「共匪」、「奸偽」夥同台灣日治時代的土豪劣紳、漢奸浪人、無業流氓搞起來的，妄圖推翻陳長官，實行排外自治。朱叫他千萬不要出去。金堯如當時覺得這樣的暴動，完全不符合黨中央對台工作的路線。

金堯如避居長官公署內近10天，聽到一些高雄和台中的暴動情況。例如高雄有人率領群眾衝進要塞司令部，要彭孟緝繳械，由他們接管要塞司令部。再如台中謝雪紅率領青年隊，繳了警察局的槍，衝進台中市政府等等。長官公署裡的官員說，這完全是共匪策畫顛覆政府的陰謀，謝雪紅就是埋伏在台灣的女匪首。金堯如覺得不像，因為黨中央的方針明明力戒搞左傾冒險的城市暴動，而且根本沒有提出奪取城市政權的任務。所以，他當時完全反對謝雪紅這樣的盲動主義，也肯定她所執行的決不是中共中央的路線。

後金堯如在當年12月得知國民黨要逮捕他就逃離台灣。1948年1月初在香港的「華南救濟協會」，接待當時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學生領袖和民主黨派人士。同年5月，金堯如接待了謝雪紅。她偷渡到日本，在日共的接應與照顧下，到了香港，準備去大別山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謝已48歲，比金年齡大一倍。金堯如向謝提出尖銳的批評，謝則一直以點頭的態度傾聽。

謝雪紅口中的二二八

謝雪紅對金堯如說：「地痞流氓、無業遊民、復員軍人這三類人背後，還有一種人，是日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野心的政客、地主中的土豪劣紳。他們能操縱前三類人，指使他們造反、鼓勵他們暴亂，好讓他們同省政府、市政府討價還價，要官要權要利益。對這一種人，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好一面同他們敷衍面子，一面設法奪取起義的領導權。我組織熱血青年奪取武器、衝市政府，其實是想把局勢控制在我們手上，把領導權奪取過來。但是，誰料到不知不覺走上了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道路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謝雪紅，或者講我們台共同志們，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掌握領導權啊！哪裡談得到好好領導、正確領導？」

她繼續說：「等到國民黨大軍一鎮壓，我和一些台共同志便不知如何應戰。那三類人也立即潰不成軍。那些地痞流氓、復員台兵，他們跑得快、躲得好。只有那些有野心的，想在政壇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和紳士，老的跑不動、年輕一點的自以為有靠山跑得慢，於是被殺的倒不少。這些善良的有志青年，像我組織起來的那許多人，犧牲很重。有不少還為了掩護我撤退、逃亡而犧牲的。我認識到武裝鬥爭搞早了、搞錯了。」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主編第一份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的賴澤涵表示，金堯如的說法印證我們的推測，中共不可能介入二二八。研究小組訪問過彭孟緝、柯遠芬等人，他們也都認為中共的作用不大。賴澤涵說，他們還找到1947年中共派至台灣，成立「省工會」的領導人之一洪幼樵。

洪幼樵說，當時幹部之間彼此幾乎沒有聯絡，也都不知道中共到底派了多少人到台灣來，更不可能說策動事變了。在2月27日當天，他剛好散步到延平北路，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判斷事態不妙，後來就決定帶妻子躲了起來，按照當時洪自顧不暇的情況，中共幹部根本不可能介入二二八。

1947年時，中共尚盤據在西北，另一方面也還在進行「國共和談」，不可能跟台灣有密切的關係，也不可能對二二八事件有所指示。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對「紅色」其實很敬畏，會對他們保持距離，所以身為台共的謝雪紅，能影響的人並不多。賴澤涵說，其實是台灣某些替她寫傳記的學者，「太過誇大謝雪紅的影響力了」。

另外，針對金堯如在長官公署時對陳儀的觀察，賴澤涵說，他也曾在資料中看過，陳儀在台灣曾訓令警察外出時不可佩槍，可以推測陳儀應該會反對警察亂開槍，可惜這個命令並未全面執行。

彭孟緝不肯執行陳儀軍隊不出營的命令，在3月6日斷然開槍下山平亂。彭受到白崇禧讚許為模範軍人，以後青雲直上，退休時蔣中正以「處理台灣二二八事變，卓著功勳，特授青天白日勳章。」白崇禧嘉獎高雄、基隆、澎湖各要塞司令及嘉義機場地勤官兵，是因為他們「鎮壓最為得力」。

70年後爭議仍未休止

從以上史料來看，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無關，事後被殺的所謂台灣精英，幾全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或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若說損失慘重，國民黨最甚；若說陳儀是窳政該反，那國民黨不是首義主功？

二二八也不是政治貪腐所引起的反抗起義，貪腐的確有，但微不足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不是中國內部一省內的民權、民生爭執，爭的是中國還是日本？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那10天以後還沒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後，還持續在爭。

(作者係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