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此刻，數以萬計青年步出校門、初入社會；然而，今年這群被稱為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青年，在求職市場上所面對的挑戰較以往更加嚴峻，除了職缺驟減或薪資停滯的壓力外，還需要與部分工時派遣、失業勞工相互競爭。其中部分青年甚至選擇延畢，或存有宅在家裡啃老等逃避求職的心態，長久下去，有可能淪為長期失業，如果加上學貸負債，最後可能導致這群青年因入不敷出而陷入貧窮循環。

疫情危機衝擊勞動市場

事實上，早從新冠疫情爆發初期，國際勞工組織在定期監測報告中就不斷示警，全球恐將因新冠疫情擴散蔓延和波及時間延長，而衝擊到經濟及產業發展；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全球勞動市場衰退和勞動型態轉型，各國政府必須重視疫情對青年職業生涯發展的嚴重衝擊，包括：教育訓練受到干擾、求職就業更加困難和所得收入被迫損失等多元層面，皆將可能受到影響，從而呈現「封鎖世代(Lockdown generation)」現象。

無獨有偶，中央銀行在最新報告中指出，疫情危機衝擊勞動市場，其中又以女性、青年所受到的影響為最；尤其在疫情爆發後，自動化、機器人化更加盛行，取代個人能力及條件較脆弱的低技術、低薪勞工族群。再者，依據主計總處7月6日公布5月的就業狀況資料顯示，在防疫警戒升至三級下，不但失業率升至4.11%，創下2014年以來新高，反映部分就業人口受到疫情衝擊，選擇暫時退出勞動市場，而且每周低於35小時低工時的就業人數更是暴增，接近80萬人。

政策難解青年就業問題

政府在搶救新冠青年就業政策上，投入經費推動「青年就業獎勵」、「雇用青年獎助計畫」等措施，但檢視上述計畫內容，若以「青年獎勵計畫」來說，如果青年所在職的企業工作、待遇等條件良好，即使政府沒有任何獎勵，應不至於輕言離職；再就「雇用青年獎助計畫」而言，雇主在僱用青年取得補助期滿後，也無法約束雇主給予續聘，其實並未根本解決青年就業不易的問題，或是協助青年取得高薪就業機會。

政府應該盤點相關部會現行協助青年的就業措施及效益，同時因應未來勞動市場變化及產業升級轉型需求，責成勞動主管部門加速規劃，如何提高青年的就業技能，俟疫情趨緩或結束後，積極落實跨域職業訓練、職場實習等，建立一套完整且能與時俱進的職業生涯發展體系，以提供青年從正規學校養成教育，至職場工作專業訓練，甚至終身學習充電加值的平台。

政府和企業應分擔責任

如何協助初入社會的青年打造發光發熱的職業生涯，以及獲得高薪就業機會，避免淪為新冠貧窮世代，除了是政府相關部門無可旁貸的職責之外，其實企業更需要分擔責任。

先從政府職責來說，其最重要的任務是在提供青年就業資訊、打造產業發展藍圖，例如：設置職業生涯規劃導師，提供青年就業、取得相關證照資訊等諮詢服務。此外，在就業觀念的蛻變下，許多初入社會的青年卻愛選擇市場規模偏小、投資不足、商業模式傳統，加上多數屬於中、低薪的服務業，不如鼓勵青年投入具有發展潛力、相對高薪的製造業，甚至透過政府資源協助青年創業。

再就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而言，其實企業善盡社會責任是員工努力的誘因，這些除了提供青年更多就業機會、回饋社會之外，最重要的是，由於現行租稅法規朝向資方傾斜，受僱員工報酬在占GDP之比重，從1995年的50%下降至2019年的44%，而相對的企業盈餘則是從30%上升至35%，如何讓受僱員工共同分享企業成長的果實，減少世代對立，將考驗著企業的選擇。

青年需自我整備就業條件

最後，則是青年個人需要自我整備就業競爭條件，加強專業領域、跨域知識，這些包括：透過人脈的布建與語言能力的培養，藉以形塑差異化，進而建立國際移動力。再者，因應全球人口結構老化，必須掌握未來產業發展趨勢，例如：數位、綠色、醫療、保健等領域，自我精進專業能力；亦即面對社會經濟環境劇變之下，避免迷失於小確幸，或是陷入安逸性思維，而是訂定階段性目標，尋求階段性成長。

很顯然地，去年突如其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威脅人類生命的同時，也衝擊到青年的就業環境，波及了許多青年的生涯規劃。因此，政府與其宣揚台灣經濟成長超過5%、製造訂單再創新高、出口貿易持續長紅等數據，不如聚焦如何透過政策工具，協助甫畢業的青年解決就業困境，尤其因應疫後時代所面對的就業環境轉型的挑戰，防止青年淪為新冠貧窮世代。亦即如果青年貧窮現象不斷暈染，不但將重創社會凝聚力，而且會影響經濟成長動能，政府無法再三忽略此一問題，否則台灣可能重演日本「失落20年」的故事。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