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對曾來逢甲大學研習的西安交通大學四年級學生文祥的提問，所做的答覆，願提供其他年輕朋友參考。

   答：當人想追求理想時，事實上已陷入造物者所設定的遊戲規則，或者說是「陷阱」。人被創造出來時，就具有極大化自我利益的本能，而自我利益的認知，又必須確立在人所設立的社會網絡 (這也就是人的作繭自縛)。如此一來，人為了要在社會網絡中勝出，以取得自我認知的最大利益，也就有了「理想」的建構。

   不過，一般總認為理想的利益內涵在於利己；事實上，也有很多的「自利」內涵是「利他」的，因為這種利他是滿足他自利的認知，譬如：中國的忠義行為乃在於滿足這些人的自利認知。

   其次，當人有了理想，無意識中也失去了心靈上的自由，就好像資本主義提供的物質利益，創造了人的物質性理想觀，卻在物質關係網絡中流失了心靈的自由，連身體的自由也被「自我」所綁架，汲汲營營，卻不知所求為何，美其名曰，追求理想。

   人會想要改變世界，也是想要改變自我認知下社會網絡的遊戲規則，以利於他滿足自我利益（包括利己和利他）的極大化，而達成理想。

   事實上，客觀存在的世界根本不需要人去改變，因為它自己本身就具有改變的本質。易經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之所以要改變世界，是因為不能預測世界的自行改變能否滿足他的「理想」，或是不滿意於既有的遊戲規則，因為既有的遊戲規則不利於他推進其「理想」。

   然而，人們所不滿意的世界，往往不是世界本身自我改變的脈絡，而是受到其他人在推進其理想時所改變出來的世界，換句話說，就是遭人扭曲的世界。就這樣多元彼此的攪和，這個世界就變成了「風險」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測，每一個人卻都想改變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於是，又有更多人想要再去改變它。

   世界上有很多人沒有理想，也沒有意圖改變世界，依然活得自在。當世界本身想要改變脈絡時，自會選擇某些人（世俗所稱的英雄）將世界拉回歷史的主流，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不是這樣隱喻的嗎？只是，世界會選擇哪些人呢？長期有準備的人！看看約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1904-1987) 的神話學，你就會瞭解了。

   答：西方在啟蒙時代以前的知識體系，與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是一致的，他們概都從形上學的思維出發，逐漸找出所有有形物質的共同性及背景關係，進而發現其相互的運行法則，之後，才邁入器用規則以及術、法之論；亦即由形而上的神學、哲學而術學。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

   從知識的起源和成果（本體論、起源論和知識論）來看，知識體系的建構基本上還是透過人類對環境的觀察、認知與互動。所以，人的生存機能與活動是人與環境之間的智能活動；其基本能力必須包括四項活動力或稱為競爭力：敏銳的洞察力、系統性的分析能力、明確的判斷力及跨領域的整合能力。

   所有的知識起源於人對環境的敏銳觀察，這就是中國老祖先所說的「仰觀俯察」，西方人則說「研究」，其內涵包括議題背景的認知、選定、研究途徑或觀察角度、研究方法等。在西方的教育體系中，觀察力的培養是從小學一年級起，大約要花十年的時間建立這項基礎。對於任何宇宙的現象，包括自然現象、人的生命現象及人際的社會現象，人必須透過觀察找出其組合的元素。

   接下來，每一個元素是不可能獨立存在而形成現象，它必然會與其他元素維持相互的關係，也就是，任何元素必然在整體現象網路中有某種定位；找出這個網路結構及各元素的定位，就是系統性的分析。有了網絡的結構，就會形成其運作的機能，機能與結構之間會存在一個或多個關鍵網結；掌握網結，就能左右機能、運行結構，這需要有明確的判斷；必要時，也可以改變結構，這就是「改革」。

   最後，由於啟蒙知識的典範是經由化約而建構，當代量子科學的大量運用，現象已很難化約，所有的現象不可能以單一專業的領域知識得到詮釋，所產生的問題，也不可能透過單一專業知識而得到解決。跨領域的整合成為現代人提升文明的重要智能。

   有了上述的智能基礎，你就不難建構整體性的思維了。政治乃管理眾人之事。我們必須先釐清：人（共同性及獨特性）、眾人（部落、社群、種族、民族、社會、國家、結盟國家體系及國際社會）、事（人與人、人與眾人、眾人與眾人之間的網絡關係）及管理（權力形成的方式、權力分配的模式及權力運作的形式）。

   這就關係到，中國到底適不適合西方的民主體制；以美國的民主體制來說，美國創國者之一，後來又成為美國總統的傑佛森(Thomas Jefferson)，就很明確地指出：民主制度建構的基礎假設是人性本惡，它是以結構及其運作來限制人的惡性，也就是限制人的「極大化自我利益」之本能。當前美國共和黨的主張是以市場機能及不得已的法制作為體制工具，來制約人追求利益的無限擴張；而民主黨認為普世的人權價值不容妥協，所以應該以公平正義的人權價值及法制來制約人的逐利惡性。從資本主義這幾個世紀的發展來看，西方的體制已顯疲態，甚至走向崩解（見2012年Niall Ferguson著《西方的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中信出版社發行中譯本）。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以來的治理模式，則是延伸儒家「人性本善」的基礎假設；中國歷來皆以道德教化的文化價值體系來治理國家，從家庭、家族、宗族、鄉里、縣、郡，而擴大為國家的宗法及倫理體系，從血緣、宗法倫理到社群的共生感情，貫穿其中的是儒家的道德規範及文化。所以，中國傳統以來一直是一個文化國家，而不是主權意涵的權力國家，直到19世紀界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才突然想轉型，問題是能不能平穩轉移？

   當資本主義的意識普遍被華人社會接受後，利益意識得到解放，傳統的治理機能幾乎完全失靈；設想一直以來要靠道德文化來支撐的治理體制，如何去規範一個完全以利益博奕的社會，那當然會導致政府失靈。台灣餿水地溝油的事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蔣經國以威權體制統治台灣時（威權終究是威權，不完全是道德倫理的核心治理價值），多少還能嚇阻黑心氾濫。但是，蕭萬長擔任行政院院長時，只基於經濟發展的短期考量，缺乏前瞻性眼光，開始允許食品的添加物，本來只是開個小洞，但在商人利益意識的作用下，卻變成毒殺千萬人的大洞；真不知道是商人可惡，還是蕭萬長可惡？體制殺人呀！

   由此可見，如果你以人性本善的前提設定，所得出的管理方式，與現實存在的民族性格不相符合，那麼管理體制就會產生「異化」，秩序就會失衡及失控；而人性常常因時空環境的變遷而轉移，這也關係到個人價值觀、社會價值體系及文化的變遷，這當中又存在三個變項之間彼此的相關性。所以，所有的知識都是動態的、多元的及無限的；所謂「學海無涯」即此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