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拔管事件的最新發展，是民進黨當局鐵了心。

他們拔擢了一位極具爭議性的學術界人士出任教育部長，然後由這位部長推出一種叫作「綠衛兵」的年輕人，與主張「大學自主」、「學術自主」的學術與教育界對陣。

當前各方論者對於此次事件，多數強調其政治性，甚至有人強調，它是當年對岸歷史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翻版；其實該案的經濟性和另一種歷史性，也很值得大家關注。

讓我們先自此案相關的經濟性看起。

「拔管」事件的被害人管中閔院士，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者；他本身不僅對台灣大學的發展有主張，對台灣經濟發展方向也有定見；因而，他對台大發展的藍圖，崁入了他過去長期學術研究的成果。

請看管教授在接受遴選期間，對於台灣大學的前途，所提出的構想─台大「亞洲旗艦計畫」，以三個學校計畫，強調孕育人才深耕台灣，國際頂尖大學進駐，以及亞洲創意驅動平台；很顯然，他將會是一個抱持積極進取態度的大學主持人；尤其，作為一位接受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想來即使對於自由經濟抱著批判態度的人們，也相信管中閔會有一番抱負。

相對的，今天台灣當局的經濟藍圖是什麼？撇開那公布後，被學界指為荒唐的「錢沾計畫」，我們翻出當局在經濟發展上的導師李登輝，在其名著《亞洲的智略》中的高見。

李登輝的經濟理想，竟然只是所謂的「雁行發展理論」；那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觀點，強調東亞國家應該認命排列為日、滿、支的發展順序。到今天，該論述竟然形成了李登輝所推崇的「亞洲應建立以日本為首的雁行發展型態」〈見於該書，頁116〉，遙遙呼應當年日本「近衛聲明」中那所謂的「『皇道』則不外使各國家、各民族應各尋求其處身於世界上之適當地位而已……而以日滿華集團為連鎖中之一環……進而建立公正的世界和平。」的安排。

對比管中閔與李登輝兩者，可以看到他們在經濟政策上有明顯的差異；管教授居然敢把台灣大學指向「亞洲的旗艦」的目標，明白僭越了李登輝的指導，這會就是「拔管」最重要的理由嗎？

李登輝的親日，他會緬懷少年時光，應不是新聞；讓我們按下不表。

另方面，我們要指出的，是在日據台灣教育與社會史上，如果夠深入的話，我們將悚然發現，今日台灣教育的「平庸化」，原來也是日殖時期教育建設的目標，雖然在1920年代初，日本開始推動設立最高學府─台北帝大，甚至到大戰前後，還推出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好像真的在大力提高並普及台灣的教育。

然而，日本殖民政府雖自稱台灣教育是「近代化」的，我們的主流學者也照抄該名詞，然後歌頌；但是當年台灣有多少「近代化」的教育？

日本據台50年間所一直推行的，不僅拒絕推動實質的全民義務教育，並且在智育上推行的是「低智教育」，限制我台人教科書6年的程度，比日人教科書低下2年水準；更沒良心的是，那漂亮的教科書竟只准許教師解說課文表面。

另外，在德育上，日本在台推行的是可以隨便打罵的管教，完全是低級的「他律」教育；日本良心作家坂口䙥子因此曾批評，皇民化運動是要「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奴隸」。而我們的先民，如謝東閔、吳濁流、葉石濤等更曾指出，大戰晚期日本當局已開始把我先民遣往南洋，以便讓日人逐漸進占我先民開發整建完成的台灣。

過去的史實如此，如果台灣大學是一流的大學，自許神裔的李登輝輩與大和民族，要如何才能夠奴役宰制台灣人民？這是否也正是今天親日的當局千方百計，無論如何犧牲社會的安定，如何犧牲我們島上可愛青年的前途，也一定要「拔管」的真正理由？

台灣大學，這個我們島嶼上最具歷史地位、社會地位的最高學府，他的校長候選人已經通過包含三位教育部指定委員的遴選委員會的全部程序，選出來了，但卻由於當局阻撓而無法就職，這對整個教育界有怎樣的意義？對學術界有怎樣的意義？

確實，當年「雁行發展理論」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教育與學術上，都是個絕對「他律」的時代。當前「大學自主」與「學術自主」受到嚴重的考驗，這是顯示台灣全島教育都將落入一個嶄新的、「他律」的新民主時代嗎？

綠衛兵們，你們被蒙蔽了，你們知道嗎？

（作者係台灣史民間學者）